杜甫“良相”愿景下的中草药审美

“奉儒守官”的家庭风尚使杜甫早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，志以封官拜相为途径，实现为民请命、为君分忧的政治理想。

为此，他试过了所有的入仕办法，最终以献赋得到待制集贤院的机会，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个月，杜甫刚结束三年的候补生涯，拜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职。

这一时期的杜甫经历了入仕无门的困境，但还没有真切感受过山河破碎的沉痛。

他的诗多受儒家思想影响，充斥着实用精神与审美心态，从他的早期诗作中以中草药为隐喻及观赏对象可以看出。如《秋雨叹三首》其一：

《杜诗详注》引卢注曰：

杜甫有感而作此诗。诗中前四句杜甫以决明子为观察对象，道出决明子在长期雨水冲刷下依然光鲜明亮，然对其明目功效只字未提。

以决明子为书写对象，一是昏暗阴晦的风雨中独留一抹决明子的亮，代表希望犹存；二是暗喻希望君主能够擦亮双眼看清杨国忠的丑恶面目。但诗后四句诗人以风雨中的决明子与白头书生作对比，将物与我融为一体，比喻风急雨骤，而自己老大无成，虚度年华。

又如天宝十二载（753 年）杜甫游山东时所作：

《神农本草经》中称天门冬久服有轻身益气延年之效，但杜甫此处并不以其药用功效入诗，而是以其观赏价值为本。

从表层看，杜甫将“江莲天棘”作为观赏的景物，茅斋的一部分，是诗歌审美的对象；深入来说，“江莲天棘”仅作为背景衬托末尾“空忝许询辈，难酬支遁词”一句，表达杜甫对巳上人人格品性、才学修养的称赞。《郑驸马宅宴洞中》：

两句“琅 ”“琥珀”均可入药，而此处只作为宴客的背景，突出驸马居所环境幽深，食具精美。又如：

“茵陈”是山林物产，有清热利湿、解毒疗疮的功效。二者于此均作为观赏对象，表达诗人对山林间花奇产丰的惊叹。

安史之乱前，受儒家思想影响，中草药在杜诗中并不以药用价值为本，仅作为观赏对象或借物寓意的“物”。

杜甫“良医”倾向中的儒者仁心

安史之乱爆发之后，国破家亡，民不聊生，杜甫的“良相”愿景破灭，仕途坎坷，而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给了杜甫殊途同归的另一条路——良医。唐代医学兴盛，学医氛围浓厚，可见文士通医在唐代是普遍现象，杜甫亦精通医药。

医人与医国同样以人为本，不过一为救人之身，一为救人之心。杜甫面对山河破碎无能为力，只能由救世转为救人，略尽微薄之力。在他安史之乱后的涉医涉药诗中，常包含儒家仁爱之旨。

儒家的仁爱是有等级之分的，先“亲亲”，再“仁民”，后“爱物”。而由于杜甫生活困窘，其涉药诗中的“亲亲”之仁多体现于他人对杜甫的帮助。

韦有夏是杜甫从孙媳妇之弟，故称“亲知”，在杜甫寓居夔州时，他听闻杜甫病况，特送来主治疟疾的中草药柴胡以济杜甫之困。

魏侍御即将离开成都之际来到草堂与杜甫告别，还特地赠予杜甫买药的钱，可谓情深义重。但杜甫将这些生活琐事写入诗中，表现出诗人对“亲亲”之仁的深切感触。实际上，杜诗中不仅记载了一片“亲亲”之情，亦记载了诗人的“仁民”之心。

杜甫欲亲自入山林挖茯苓，再挑选品相佳者赠予杨员外，在冰天雪地里，混乱时局中可见一片仁心；又如《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》：“药许邻人㔉，书从稚子擎。”杜甫见邻居生活艰难，不仅将草药慷慨相赠，还允许其到药圃中挖药，相助之心溢于言表。

养生之要，首在养心

从儒家层面看杜甫的涉药诗，能看到诗人早期的中草药审美和安史之乱后诗中蕴涵的儒者仁心。而杜甫一生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，各种思想交叉融合在其诗作中留下深刻印迹，其中道家思想也一直为学者们探讨。

徐希平在《杜甫与道家及道教关系再探讨——兼与钟来茵先生商榷》一文指出，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中所论杜甫与道教有很深厚的因缘，不是暂时受李白影响，如昙花一现，而是由壮到老、与年俱进、至死不衰。道家与杜甫之间的渊源颇深，从其涉药诗中所体现出的养生观念和隐逸思想亦可窥见一二。

杜甫养生之道里的治病养身

杜甫一生多病，先后患上疟疾、肺气、消渴症、耳聋等病，其病症在诗作中多有说明，写出天宝十三载（754 年）秋杜甫在长安染上疟疾，头昏眼花，肤色暗黄，幸得王倚照顾，才脱离病魔。

他的《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》《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》等诗中均对其疟疾有所说明。

又《寄薛三郎中据》：

杜甫冬天才得了疟疾，夏天又感染肺气，其诗作《秋峡》《秋清》《送覃二判官》中都言及自己染肺病之事。除疟疾、肺气之外，杜甫还患了消渴症和耳聋，《同元使君舂陵行》中称：“我多长卿病，日夕思朝廷。肺枯渴太甚，漂泊公孙城。”《耳聋》：“眼复几时暗，耳从前月聋。

长久的病痛使杜甫对医理药理十分了解，并常以医家手段为自己治病，杜甫多病，又受道家思想影响，很注重养生。古人论养生，理常托黄老之言，术常称老君之法，处处可见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。

中医养生吸收了道家“道法自然”的哲学思想，提出养生要“知道”，要顺应自然规律。

马家忠认为只要取法于“道”，保持生命的常态，人必能身心和谐，尽享与天俱来的寿命。杜甫《驱竖子摘苍耳》：“蓬莠独不焦，野蔬暗泉石。卷耳况疗风，童儿且时摘。”

苍耳是药食两用的植物，常生长于荒坡路旁，有祛风散热，解毒杀虫之效。又《回棹》：“强饭莼添滑，端居茗续煎。”莼菜亦有保护肝脏、清热解毒的效用。

又《赠李白》：“岂无青精饭，使我颜色好。苦乏大药资，山林迹如扫。”仇兆鳌注曰：“陶隐居《登真隐诀》：

杜诗中常以有药用功效又可当作食材的植物入诗，顺应四时变化，响应天地自然，以便在自然中追求长生之道。

杜甫养心之下的隐逸情趣

道家养生观念不仅使杜甫追求身体上的康健，更影响其在政治观念上的选择，在养身之外，开始注重养心。

安史之乱爆发后，统治者的作为让杜甫感到失望，但他亦无法以一己之力挽大厦之将倾，便开始效仿古人向往隐逸生活。

薛世昌在《从杜甫在秦州的“药生活”看杜甫与中草药之关系》指出：

杜甫早期《进三大礼赋表》中称：

韩立平《杜甫“卖药都市”辨》认为“卖药都市”的上下文，“与麋鹿同群而处”“以渔樵之乐自遣”皆是隐逸思想的表达。杜甫说“卖药都市，寄食友朋”，也是一种隐逸话语，而不是事实上的卖药都市。清仇兆鳌对“卖药都市，寄食友朋”一句作注曰：“《神仙传》：

皇甫谧著《高士传》中有记载：

杜甫作《三大礼赋》实为求官，他写下“卖药都市”一句反映的是盛唐仕人自发自觉的隐逸意识，同时塑造“隐者”形象达成政治目的。后期山河破败，受道家思想影响，杜甫诗中的“卖药”一事则成为真切的隐逸话语，

杜甫感贤士之晚遇而作此诗，认为若不能遇，当效仿鹿皮翁遁世不出。除韩康和鹿皮翁外，杜诗中多次出现的“蓟子”“壶公”亦是以卖药为名表达或隐逸或悬壶济世之心的典事。

不仅是杜甫，南北朝江淹、张正见，唐代皇甫冉、皎然、白居易等皆以“卖药”来塑造诗中隐者形象，表达隐逸之思。

可知“卖药”至唐朝已经成为隐逸的一个代名词，而杜甫“良相”之外的“良医”倾向亦有道家隐逸思想的影响。从杜甫其他涉药诗中也可窥见其隐居之思。

杜甫不仅亲自在家里开辟了一片药圃，还亲自采药、晒药，一副忘却凡俗事、怡然自得的模样。

其“故山多药物，胜概忆桃源”（《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》）“竹斋烧药灶，花屿读书床”（《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》）更抒发了杜甫对隐居生活的向往，把故山比作桃源，又描绘了“竹斋”“药灶”“花屿”等美好的生活景象，已然将“药”作为其隐逸生活的一部分及与自然沟通的方式。

结语：“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”

杜甫早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，其涉药诗中“药”仅作为观赏对象和借物寓意的“物”，表现杜甫儒士的审美心态和实用精神。安史之乱后，儒家仁民思想、道家养生和隐逸思想错杂交织，“药”在杜诗中出现次数增多，成为杜诗中的主要意象群。

“药”由作为衬托物的背景逐渐“走到”台前，成为诗作歌咏称颂的话题，多用以表达杜甫“亲亲”“仁民”“爱物”的儒者仁心及他想要逃离混乱现实，隐居不出的隐逸志向。

自杜甫开始，后来的白居易、刘禹锡、苏轼、陆游等诗人亦常以药入诗，以药抒情，以药显志，甚至散文、小说中亦常以药穿插行文，药意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